釋慧遠（公元三三四至四一六年），東晉高僧，被尊為淨土宗初祖。他少年研習儒家經典與《莊子》、《老子》，後隨道安法師出家，輾轉南行，定居廬山三十餘年，以東林寺為講學與修行之所。他推動佛典翻譯，與鳩摩羅什通信問學，又以《沙門不敬王者論》申明出家人與君主之間的立場。一生雖多在山中，卻始終與亂世中的人群保持往來。
從儒生到道安弟子
慧遠的人生並非從寺院開始。他生於公元三三四年，俗姓賈，是雁門樓煩人。十三歲時，他跟隨舅父令狐氏到許、洛一帶遊學，讀儒家經典，也尤其喜愛《老子》《莊子》。北方政權更迭，兵亂頻仍，少年所走的求學路，就在這樣的時代展開。
到了二十一歲，他原想渡江南下，追隨名儒范宣，過一種退隱求學的生活。可是南路被戰亂阻斷，計劃未能成行。也正在這段日子，他轉而投向在太行、恆山一帶弘法的高僧道安。原本要去拜訪儒者，最後走到了僧人面前。一次未能完成的旅程，成了另一種人生的開端。
《高僧傳》說，慧遠聽道安講《般若經》，豁然領悟，甚至感歎：「儒道九流，皆糠秕耳。」這是傳記所保存的激切之言，顯示那次聽講對他的震撼。他與弟弟慧持一同剃髮出家，留在道安座下受學。從此，原先熟習的儒道學問有了新的去處，他也開始把弘揚佛法當作自己長久的責任。
出家的日子相當清苦。兄弟兩人旅居在外，衣物不足，慧遠卻常常白天讀經，夜裏仍繼續研習，連燈燭費也需另一位僧人曇翼資助。道安知道後，稱許曇翼懂得識人。這盞燈在傳記中只佔一小筆，卻讓後世赫赫有名的「遠公」年輕時的模樣躍然紙上：一個缺少物資、需要同道援手，仍不肯放下經卷的求學者。
二十四歲，慧遠已能登座講經。有一次，聽眾追問「實相」的義理，雙方往復討論了很久，對方反而越聽越困惑。慧遠於是引《莊子》的意思作比類，聽者才終於明白。道安此後特別准許他繼續研讀佛典以外的書籍。那句把儒道比作糠秕的感歎，並沒有使他從此丟棄舊學；遇到需要解釋的難題，他仍會打開自己熟悉的思想世界，替聽者尋找入口。
此後，他跟隨道安南行，在襄陽一帶講學。戰爭卻又一次改變了師徒的生活。前秦軍隊進逼襄陽，道安安排弟子分散，各往他方。臨別時，其他弟子都得到叮囑，慧遠卻一直沒有聽到老師對自己說甚麼，便跪下請問，為甚麼獨獨不給他訓勉？道安回答：「如公者，豈復相憂。」像你這樣的人，還有甚麼值得我擔心呢？
在廬山安頓一生
慧遠與數十名弟子離開，先往荊州上明寺，後來又打算遠赴羅浮山。然而走到潯陽，看見廬山清靜，適合安頓身心，他便留下了。早年南下尋師被阻，這次去羅浮也在中途轉了方向。廬山起初只是旅途所經的一座山，後來卻與他的名字連在一起，延續了一千多年。
最初的住處不足以容納日漸增加的學眾。同門慧永住在西林，邀他同住，又向江州刺史桓伊說明：慧遠將要弘法，弟子已多，前來的人還會增加，現有地方實在狹小。在桓伊支持下，新的寺舍興建起來，這便是東林寺。《高僧傳》寫它背依香爐峰，旁近瀑布溪壑，清泉環繞石階，寺內另有供禪修的林地。山水的清幽有了具體用途，讓僧人可以長久講習、持戒、修定。
他也曾為遙遠的佛教聖跡而心動。聽說北天竺有佛陀留下影像的石室，他希望瞻仰，又聽來自西域的人描述其樣貌，於是在廬山營建龕室，請畫工以淡彩描繪佛影，並撰寫銘文。佛影本身屬於聖跡傳說，慧遠依據傳聞在廬山造像、撰銘的事，則見於早期僧傳。那座龕室所承載的，是一位未曾西行的僧人，對佛陀世界的嚮往。
後人很容易把廬山想成一幅閒適的隱居圖，早期記載裏的東林，生活卻相當認真。慧遠容止嚴肅，竟使訪客不敢隨便開口。《高僧傳》有一則略帶趣味的軼事：一位僧人帶著竹如意來，想送給他，在山中住了兩夜，仍不敢說明來意，最後悄悄把東西留在座席一角，自己離去。另有慧義法師，來前自信滿滿，要看看慧遠究竟如何；到了講席，幾次想發問，卻心悸汗流，終究一言未發。這些記述帶著僧傳推尊人物的筆法，也留下了遠公並不好親近的一面。
他的講席又不只談佛經。《高僧傳》寫到，著名詩人謝靈運自負才華，很少推崇他人，卻在與慧遠見面後肅然心服；殷仲堪來訪，也曾與他在溪澗旁談《易》；雷次宗、宗炳等人，也向他學過喪服禮制。後來雷次宗另寫義疏作解，卻在卷首題上自己的姓氏，宗炳還寫信打趣：當年我們一起向慧遠法師處學來的，如今卷首便稱「雷氏」了嗎？在這些往來中，僧人、士人共享的學問相當寬廣，早年那位通讀儒道的少年，也始終沒有從慧遠身上消失。
不過，名聲與學養並不能填補經典的缺漏。當時流傳江東的佛典尚不完備，一些禪修與戒律資料尤其不足。慧遠派法淨、法領等弟子遠行求經，經過沙漠、雪地，多年後帶回梵本。遇到西域來的僧人，他也總要鄭重請教。住在山裏的人，必須依靠一次次遠行和傳譯，才能知道自己尚未讀到甚麼，又有甚麼需要重新理解。
公元三九一年，僧伽提婆來到潯陽，慧遠請他譯出《阿毘曇心論》《三法度論》，並為之作序。這些論書對心識、修行與各種法義作細密分析，需要耐心研讀。另一項令他掛心的工作是《十誦律》的翻譯：原來誦出梵本的弗若多羅去世，譯事尚未完成，慧遠得知曇摩流支熟悉這部律典，便遣弟子送信，請求續成。東林的影響力，也就在這些具體的邀請、整理與催促之間逐漸擴展。
出家人與君王之間
山中需要安定，山外的政治卻不會因此停下。後來建立桓楚政權的東晉權臣桓玄，率軍隊出征經過廬山時，決定上山與聞名的高僧慧遠見面。他見到慧遠後，立刻便問了一個尖銳的問題：「不敢毀傷，何以剪削？」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儒家既教人不可損傷，出家人為甚麼反而剃去頭髮？《高僧傳》記載，慧遠只答了四個字：「立身行道。」兩人用的，其實都是《孝經》的話。桓玄抓住孝的起點，慧遠則指出孝的歸宿：一個人如何安頓自己、實踐所信之道，同樣是孝所關切的事。
談話隨後轉到戰事。桓玄說起征討殷仲堪的打算，慧遠沒有接話；他又問，法師有甚麼祝願？慧遠回答，希望他平安，也希望對方無恙。這位掌兵的權臣在山上得到的，是一份連敵手也包括在內的祝福。《高僧傳》中的這場會面，留下了慧遠鮮明的輪廓：熟悉世間的語言，也清楚自己的立場，肯與權勢交談，卻不肯讓佛法只替某一方說話。
之後桓玄勢力日盛，寫信勸慧遠出仕，沒有成功；後來又要整頓僧團，淘汰不通義理、不守戒行者，特別宣布廬山不在搜查揀汰之列。慧遠沒有只為這項優待道謝，他回信承認佛教內部確有混雜衰弊，贊成澄清與整頓，同時參與補充處置的條件。從這件事看，他守護僧團，也願意正面處理僧團的問題。
不過，更難的一場爭論隨後展開：出家人見到君王，究竟要不要行臣民的拜禮？桓玄的質問並非全無道理。在他的論述裏，僧人也住在國土之內，也靠政治秩序維持生活，怎能承受君王的恩惠，卻不盡相應的禮節？一個看來只是身體俯仰的動作，牽涉的其實是出家身分在世俗秩序中的位置。
慧遠先以書信回應，又在公元四〇四年寫成五篇《沙門不敬王者論》。他區分在家與出家：在家信徒仍須奉親敬君；出家者既改變服飾和生活方式，以超越生死之苦為志業，禮儀便有其特殊之處。在他看來，僧人若能以修行教化利益世人，也是在幫助社會，不能僅憑有沒有跪拜來判定其敬意。他要說明的，是一種可以不仕於朝、仍對人群有所承擔的生活。
這場交涉並非一篇文章寫成，權臣也不是立刻便認輸那麼簡單。《高僧傳》記載，桓玄起初仍有堅持，等到自己篡位稱帝，才以表示謙讓為由，下令僧人不必致禮。慧遠的論文則把此前的爭議整理成可以流傳的論證。它沒有取消政治權力，也沒有主張佛教徒一律免除世間責任；它所努力保存的，是出家生活不被完全納入君臣禮制的餘地。
（待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