釋慧遠（公元三三四至四一六年），東晉高僧，被尊為淨土宗初祖。他少年研習儒家經典與《莊子》、《老子》，後隨道安法師出家，輾轉南行，定居廬山三十餘年，以東林寺為講學與修行之所。他推動佛典翻譯，與鳩摩羅什通信問學，又以《沙門不敬王者論》申明出家人與君主之間的立場。一生雖多在山中，卻始終與亂世中的人群保持往來。
從儒生到道安弟子
慧遠的人生並非從寺院開始。他生於公元三三四年，俗姓賈，是雁門樓煩人。十三歲時，他跟隨舅父令狐氏到許、洛一帶遊學，讀儒家經典，也尤其喜愛《老子》《莊子》。北方政權更迭，兵亂頻仍，少年所走的求學路，就在這樣的時代展開。
到了二十一歲，他原想渡江南下，追隨名儒范宣，過一種退隱求學的生活。可是南路被戰亂阻斷，計劃未能成行。也正在這段日子，他轉而投向在太行、恆山一帶弘法的高僧道安。原本要去拜訪儒者，最後走到了僧人面前。一次未能完成的旅程，成了另一種人生的開端。
《高僧傳》說，慧遠聽道安講《般若經》，豁然領悟，甚至感歎：「儒道九流，皆糠秕耳。」這是傳記所保存的激切之言，顯示那次聽講對他的震撼。他與弟弟慧持一同剃髮出家，留在道安座下受學。從此，原先熟習的儒道學問有了新的去處，他也開始把弘揚佛法當作自己長久的責任。
出家的日子相當清苦。兄弟兩人旅居在外，衣物不足，慧遠卻常常白天讀經，夜裏仍繼續研習，連燈燭費也需另一位僧人曇翼資助。道安知道後，稱許曇翼懂得識人。這盞燈在傳記中只佔一小筆，卻讓後世赫赫有名的「遠公」年輕時的模樣躍然紙上：一個缺少物資、需要同道援手，仍不肯放下經卷的求學者。
二十四歲，慧遠已能登座講經。有一次，聽眾追問「實相」的義理，雙方往復討論了很久，對方反而越聽越困惑。慧遠於是引《莊子》的意思作比類，聽者才終於明白。道安此後特別准許他繼續研讀佛典以外的書籍。那句把儒道比作糠秕的感歎，並沒有使他從此丟棄舊學；遇到需要解釋的難題，他仍會打開自己熟悉的思想世界，替聽者尋找入口。
此後，他跟隨道安南行，在襄陽一帶講學。戰爭卻又一次改變了師徒的生活。前秦軍隊進逼襄陽，道安安排弟子分散，各往他方。臨別時，其他弟子都得到叮囑，慧遠卻一直沒有聽到老師對自己說甚麼，便跪下請問，為甚麼獨獨不給他訓勉？道安回答：「如公者，豈復相憂。」像你這樣的人，還有甚麼值得我擔心呢？
在廬山安頓一生
慧遠與數十名弟子離開，先往荊州上明寺，後來又打算遠赴羅浮山。然而走到潯陽，看見廬山清靜，適合安頓身心，他便留下了。早年南下尋師被阻，這次去羅浮也在中途轉了方向。廬山起初只是旅途所經的一座山，後來卻與他的名字連在一起，延續了一千多年。
最初的住處不足以容納日漸增加的學眾。同門慧永住在西林，邀他同住，又向江州刺史桓伊說明：慧遠將要弘法，弟子已多，前來的人還會增加，現有地方實在狹小。在桓伊支持下，新的寺舍興建起來，這便是東林寺。《高僧傳》寫它背依香爐峰，旁近瀑布溪壑，清泉環繞石階，寺內另有供禪修的林地。山水的清幽有了具體用途，讓僧人可以長久講習、持戒、修定。
他也曾為遙遠的佛教聖跡而心動。聽說北天竺有佛陀留下影像的石室，他希望瞻仰，又聽來自西域的人描述其樣貌，於是在廬山營建龕室，請畫工以淡彩描繪佛影，並撰寫銘文。佛影本身屬於聖跡傳說，慧遠依據傳聞在廬山造像、撰銘的事，則見於早期僧傳。那座龕室所承載的，是一位未曾西行的僧人，對佛陀世界的嚮往。
後人很容易把廬山想成一幅閒適的隱居圖，早期記載裏的東林，生活卻相當認真。慧遠容止嚴肅，竟使訪客不敢隨便開口。《高僧傳》有一則略帶趣味的軼事：一位僧人帶著竹如意來，想送給他，在山中住了兩夜，仍不敢說明來意，最後悄悄把東西留在座席一角，自己離去。另有慧義法師，來前自信滿滿，要看看慧遠究竟如何；到了講席，幾次想發問，卻心悸汗流，終究一言未發。這些記述帶著僧傳推尊人物的筆法，也留下了遠公並不好親近的一面。
他的講席又不只談佛經。《高僧傳》寫到，著名詩人謝靈運自負才華，很少推崇他人，卻在與慧遠見面後肅然心服；殷仲堪來訪，也曾與他在溪澗旁談《易》；雷次宗、宗炳等人，也向他學過喪服禮制。後來雷次宗另寫義疏作解，卻在卷首題上自己的姓氏，宗炳還寫信打趣：當年我們一起向慧遠法師處學來的，如今卷首便稱「雷氏」了嗎？在這些往來中，僧人、士人共享的學問相當寬廣，早年那位通讀儒道的少年，也始終沒有從慧遠身上消失。
不過，名聲與學養並不能填補經典的缺漏。當時流傳江東的佛典尚不完備，一些禪修與戒律資料尤其不足。慧遠派法淨、法領等弟子遠行求經，經過沙漠、雪地，多年後帶回梵本。遇到西域來的僧人，他也總要鄭重請教。住在山裏的人，必須依靠一次次遠行和傳譯，才能知道自己尚未讀到甚麼，又有甚麼需要重新理解。
公元三九一年，僧伽提婆來到潯陽，慧遠請他譯出《阿毘曇心論》《三法度論》，並為之作序。這些論書對心識、修行與各種法義作細密分析，需要耐心研讀。另一項令他掛心的工作是《十誦律》的翻譯：原來誦出梵本的弗若多羅去世，譯事尚未完成，慧遠得知曇摩流支熟悉這部律典，便遣弟子送信，請求續成。東林的影響力，也就在這些具體的邀請、整理與催促之間逐漸擴展。
出家人與君王之間
山中需要安定，山外的政治卻不會因此停下。後來建立桓楚政權的東晉權臣桓玄，率軍隊出征經過廬山時，決定上山與聞名的高僧慧遠見面。他見到慧遠後，立刻便問了一個尖銳的問題：「不敢毀傷，何以剪削？」身體髮膚受之父母，儒家既教人不可損傷，出家人為甚麼反而剃去頭髮？《高僧傳》記載，慧遠只答了四個字：「立身行道。」兩人用的，其實都是《孝經》的話。桓玄抓住孝的起點，慧遠則指出孝的歸宿：一個人如何安頓自己、實踐所信之道，同樣是孝所關切的事。
談話隨後轉到戰事。桓玄說起征討殷仲堪的打算，慧遠沒有接話；他又問，法師有甚麼祝願？慧遠回答，希望他平安，也希望對方無恙。這位掌兵的權臣在山上得到的，是一份連敵手也包括在內的祝福。《高僧傳》中的這場會面，留下了慧遠鮮明的輪廓：熟悉世間的語言，也清楚自己的立場，肯與權勢交談，卻不肯讓佛法只替某一方說話。
之後桓玄勢力日盛，寫信勸慧遠出仕，沒有成功；後來又要整頓僧團，淘汰不通義理、不守戒行者，特別宣布廬山不在搜查揀汰之列。慧遠沒有只為這項優待道謝，他回信承認佛教內部確有混雜衰弊，贊成澄清與整頓，同時參與補充處置的條件。從這件事看，他守護僧團，也願意正面處理僧團的問題。
不過，更難的一場爭論隨後展開：出家人見到君王，究竟要不要行臣民的拜禮？桓玄的質問並非全無道理。在他的論述裏，僧人也住在國土之內，也靠政治秩序維持生活，怎能承受君王的恩惠，卻不盡相應的禮節？一個看來只是身體俯仰的動作，牽涉的其實是出家身分在世俗秩序中的位置。
慧遠先以書信回應，又在公元四〇四年寫成五篇《沙門不敬王者論》。他區分在家與出家：在家信徒仍須奉親敬君；出家者既改變服飾和生活方式，以超越生死之苦為志業，禮儀便有其特殊之處。在他看來，僧人若能以修行教化利益世人，也是在幫助社會，不能僅憑有沒有跪拜來判定其敬意。他要說明的，是一種可以不仕於朝、仍對人群有所承擔的生活。
這場交涉並非一篇文章寫成，權臣也不是立刻便認輸那麼簡單。《高僧傳》記載，桓玄起初仍有堅持，等到自己篡位稱帝，才以表示謙讓為由，下令僧人不必致禮。慧遠的論文則把此前的爭議整理成可以流傳的論證。它沒有取消政治權力，也沒有主張佛教徒一律免除世間責任；它所努力保存的，是出家生活不被完全納入君臣禮制的餘地。
共期西方淨土的誓願
同一段動盪歲月裏，廬山還留下了一份朝向另一個世界的誓願。公元四〇二年，慧遠召集同道，在阿彌陀佛像前設齋立誓，期望往生西方淨土。由劉遺民撰寫的誓文《西方發願文》，被《出三藏記集》及《高僧傳》保存下來，記載參與者一百二十三人，後世淨土宗奉慧遠為初祖，這場集會是其中的重要根據。
誓文中動人的地方，是它承認同修者未必走得一樣快。眾人雖有共同願望，功行卻有差別，將來的成就也可能不同，因此先到者不能只顧自己，應記得扶持後來的人。人世間，師徒朋友可能因戰亂而離散；在這份共同誓願裏，他們把彼此的關係延伸到今生以外。往生的盼望因而也包含一份同道之間的牽掛。
慧遠所重視的念佛，與禪定緊密相連。他在《念佛三昧詩集序》中，以「專思寂想」解釋三昧，強調專注心念、澄靜思慮，並推重念佛的修習。因此，理解當時的念佛，需要把攝心、禪觀和經義放在一起；只看口頭稱念佛號，便不足以呈現東林修行的全貌。對慧遠而言，誓願需要日常用功來承接，修習也需要經義支持，兩者在他的生活中一直相互牽連。
書信往來中的求法與護法
與此同時，一條通往長安的通信道路，為慧遠帶來了新的討論對象。鳩摩羅什入關後，他主動寫信通好，寄去衣物和濾水用具，表示敬意；羅什回信，又送來自己常用的雙口澡罐。兩位高僧沒有見過面，書信裏卻既有深奧的佛理，也有天氣、健康和日用器物。隔著山川的學問往來，保留著尋常朋友相互問候的溫度。
後來慧遠聽說羅什可能返回故國，便趕緊寫信。他解釋，原先知道對方忙於翻譯，本不想急著打擾，如今既有離去的傳聞，只好先提出數十條疑問，希望得到解答。這批問答後來以《大乘大義章》等名稱流傳。當山上的訪客因敬畏而不敢向他提問時，他自己卻仍在向遠方的人請教，而且問得相當細密。
其中一個問題，正好碰到他重視的念佛三昧。《般舟經》以夢作比喻，說明定中見佛，慧遠便追問：假如所見的佛只是自己心中呈現的形象，那麼向佛請問、得到解答，又該如何理解？若是外來的佛有所回應，又為甚麼用夢來比擬？他在信裏把兩邊可能的解釋逐一推敲，並不因為自己虔誠修習，就放過概念上的疑難。
羅什的回答也相當仔細，區分不同的見佛情形，從經教、定力和眾緣和合等方面解釋。兩人的交流讓後世看見，早期中國佛教的義理，是在具體的疑問中逐漸釐清的。慧遠在另一處問答中寫道：「雖云有信，悟必由理；理尚未通，其如信何？」這句話出於他對羅漢成佛問題的追問，也足以說明他對學問的要求：信受之後，仍要努力理解。
他也體諒初學者的困難。《大智度論》譯出後，篇幅龐大，文義繁複，慧遠便摘取要文，整理為二十卷，供學人研讀。後秦君主姚興曾送論書給他，請他作序；慧遠回信說自己體弱多病，仍因對方鄭重相託而動筆。在他的晚年，求取新知與整理教材幾乎並行，學來的東西還要設法交到下一批讀者手上。
對前來的僧人，他有時還得處理經義以外的困境。來自印度的佛馱跋陀羅，漢譯名覺賢，在長安因言行及門徒引發的爭議，遭到僧眾擯斥，便帶著弟子南下。《高僧傳》記載，慧遠得知他到來，欣喜相迎，並對處分提出不同看法，派曇邕致書姚興和關中僧眾，設法解除他受到的擯斥，又請他譯出禪修等經典。慧遠一方面與長安保持往來，一方面也肯為被長安僧團排斥的人出面。東林因此成了遠來者可以停留、繼續工作的地方。
他關切的疑問，也不全在經卷內。世人眼見行善者遭殃、作惡者得福，難免懷疑因果報應；慧遠在《三報論》中，便以現報、生報、後報解釋果報有不同的成熟時間，不能只用眼前一生判斷。這是他在佛教信仰內提出的回答。讀這篇文章，可以看見他願意正面處理一個人人都可能碰到的困惑：若行為與遭遇並不相稱，人還能怎樣理解善惡的意義？
暮年風波與身後回聲
然而，書信與論文終究不能隔絕戰爭。盧循攻據江州時，也曾上廬山拜訪慧遠。慧遠年輕時與盧循的父親同為書生，見到故人之子，歡然談起往事，並保持往來。寺中有人擔心，盧循是朝廷的敵人，交往如此密切，豈不容易招來嫌疑？這一次，政治上的危險已經進入寺院內部的談話。
據《高僧傳》，慧遠回答：「我佛法中情無取捨。」他相信，明白事理的人能分辨這種往來。後來劉裕追討盧循，果然有人向他提起慧遠與盧循的交情，劉裕卻認為遠公是世外之人，不會偏向哪一方，還遣使致敬，送去錢米。慧遠的立場得到理解，危機沒有演成災禍，但這段記載也表明，山中生活的安穩，仍有賴掌權者如何看待它。
三十餘年間，慧遠把生活安頓在廬山。《高僧傳》說他「影不出山，迹不入俗」，送客以虎溪為界。可是沿著他的生平回看，會發現這位地理上相對固定的高僧，與外界始終有密切往來：弟子向遠方求經，譯師帶來新本，士人入山聽講，權臣來信爭辯。虎溪是他行止的界線，許多問題卻由此進入東林，又隨文字傳了出去。
時間也在這些往返之間流逝。王謐曾來信慨歎自己未老先衰，慧遠回覆，古人珍重寸陰，看重的似乎並非單純活得長久，既能用佛理調御內心，又何必一味羨慕高齡？這封信沒有許諾延年益壽，卻把注意力引向有限歲月如何度過。他自己晚年的譯經、問學與著述，也為這個回答留下了可見的註腳。
公元四一六年，晉義熙十二年八月，慧遠病重。《高僧傳》留下了一段臨終記述：眾人勸他飲豉酒，他不許；又勸飲米汁，他仍不許；最後提出以蜂蜜和水為漿，他便請熟悉戒律的僧人翻檢典籍，查明能否飲用。書卷還沒有查到一半，他便去世了。傳記記其享年八十三歲。這段敘述沒有交代每次拒絕的具體原因，但它所著意留下的，是慧遠到了生命最後，仍慎重對待戒律的形象。
他曾留下遺命，希望遺體置於松下；弟子後來仍將他安葬，謝靈運為之撰寫碑文。從十三歲遊學許洛，到晚年在廬山研讀新譯論書，他的人生跨過多次兵亂，也經歷了求學者、講師和僧團領袖的轉變。早年道安沒有再加訓勉的那位弟子，最後留下的，是一處持續聚集學人的道場，以及許多仍可供人追問的文字。
他的身後，故事繼續生長。相傳有次名士陶淵明及道士陸修靜到訪，與慧遠相談甚歡。之後慧遠送行時，卻因聊得過於投契，三人聽到虎嘯聲時才發現已在不知不覺中越過虎溪之界線，因而相視大笑。
「虎溪三笑」的故事之後廣為流傳，更有人在虎溪立「三笑亭」以作紀念，以此故事為題的畫作更是多不勝數。雖然後世經查核，陸修靜與另外兩人所處的世代並不相同（慧遠圓寂時陸修靜只有十歲），不過這也是後人用一場笑聲寄託儒、釋、道諧和相融的理想，是文人墨客心中的一則美談，而歷史上的慧遠則留下了另一些可據的相遇。
那些相遇裏，有老師臨別時的一句信任，有訪客沒敢親手送出的竹如意，有寄向長安的衣物，也有明知對方掌兵，仍祝願交戰雙方平安的回答。把它們連在一起，便能看見慧遠如何度過自己的一生：在動盪中安頓同道，在缺漏處尋求經典，在尚未理解的地方繼續發問。廬山留住了他的腳步，他所牽掛的人與問題，卻始終走得很遠。